现在的中国反对的是‘赫鲁晓夫叛党集团’,并将其领导下的行为，称为‘赫鲁晓夫式修正主义’，这在政治意义上，将赫鲁晓夫及其执政团队的行为,与苏联党和政府的行为区别了开来,而这自然是给未来两国关系的重好留下了基础。

中国一定要与历史上一样反苏吗?自然不必如此。中国在曾经之所以反苏，就是因为苏联占着其在社会主义阵营的身份，采用了大家长的作风，干涉和损害了中国的核心利益,比如台湾问题,比如1959年中印冲突的问题,苏联都无视了中国的主权利益。

而未来勃烈日涅夫是否会和赫鲁晓夫一样，要求中国服从苏联,这一点从历史看，有着—定可能,但也有另一种可能，经过这一轮的中苏大论战，未来的勃烈日涅夫,他在与中国相处时,也有可能考虑得更多。当然,如果苏联还是抱定态度不改变，那么中苏关系必然决裂。

主席从来不反对与资本主义国家交流，就像当下与胡志明会谈时,他就向其指出了观点,如历史上一样,他认为可以和资本主义国家平等交流，但他反对赫鲁晓夫那种通过出卖整个社会主度阵营利益，当然也包括苏联国家长久利益的方式来获取所谓的‘和平’。

主席认为这种和平是虚假的和平，他也不反对苏联与美国处理好关系,但是根据当下国际局势,他认为赫鲁晓夫的行为充满了‘天真与幼稚’,他的一些做法，就像小学生,这是主席对赫鲁晓夫的评价,如历史上一模一样。

人民日报每天都在大论战,方叶原本对这些没有太大的兴趣,他更多是将自己当成一个历史的旁观者或见证者,但是随着报纸的报道,他发现这一次的论战已经与过去的历史不同了，这完全是全新的历史，一时忍不住的他,打算也试着给人民日报投—篇稿,当然稿子还是要经过五二六局审核后,再递送人民日报。

标题:《浅评赫鲁晓夫式苏联修正主义及其后果》，方叶依旧以‘王岩’为化名，写了一篇分析文章，他在该文中，从列宁时代的苏联经济、外交政策开始，一直到斯大林，再到赫鲁晓夫，他将整个苏联的一系列历史与相关政策进行了解析，分析其产生的背景,过程与结果。

他认为列宁选择‘新经济政策’是因为战时需要，而斯大林为了加快国家工业建设，因此取消这一政策,采取了‘计划经济’，斯大林通过农业集体化和工业化形成了‘斯大林模式’,这—模式就苏联的实际结果来看是成功的,并且挽救了苏联在二战中可能亡国的命运。

当然,方叶也在文章中，就‘斯大林模式’存在的问题，进行了分析，他认为过度的集中，在取得苏联快速建设的同时，也带来了官僚主义和体制僵化的问题,为了增加说服力，他甚至举例将苏联国有企业存在的一些问题给暴露了出来。

有些例子是苏联报纸报道过的公开信息,而有些则来自于未来,苏联国有企业的一些官僚和僵化思维,方叶自己看了都惊掉了下巴，他相信这种事一旦揭开,恐怕会在国内引进不少震动，不过即便考虑到了这些，他还是决定批露出来。

文章从斯大林时代又来到了赫鲁晓夫时代，不过笔锋并没有就此一转,而是依旧保持了相对的公正与客观，他对赫鲁晓夫想要改革的初衷进行了分析，对于其正确的一面给予了肯定，但是对于那些政策中存在的问题，也直接点了出来。

方叶认为赫鲁晓夫有意改革,但他没有完整的全国调研以及国家战略来支撑,并且在党内,也没有达成共识，而是采用个人威权来持续推进，由此他认定赫鲁晓夫的改革，虽然有一定的促进作用，不大可能会成功，甚至还带来了一系列问题。

这些问题中,最大的便是官僚主义的泛滥，赫鲁晓夫并非通过正常的政绩升级途径来选择和任用官员,而是以是否支持他改革来作为评价标准，为了保证改革的继续，他升迁了大量投机分子，这些人中不少人的水平极差，除了投机外几乎一无是处，而这些人却骤然获得了高位。

方叶在文章中写道:‘大量的地方官员通过摇旗呐喊上位，企业一把手也靠投机获得地位，事实上改革的初衷，已经在‘为了改革而改革’的一种境况下发生了。’‘这种情况造成了一系列相反的结果，比如原本为了抑制官僚主义而进行改革,最终却因为采用为了推行政策,而加强集权和个人专权,又使用不正常的升迁体制，加深了官僚主义的进—步繁衍。’‘比如,为了解决国有企业体制过度集中的问题，减少中央干预进行权力下放,这本身是好的想法,但没有根据苏联实际，做好统筹与规划,各加盟国企业各自为政,浪费了大量的资源,从一定的程度上影响了苏联经济体制的稳定性，从长远看，甚至有可能影响到苏联的统一与稳定。’‘还比如赫鲁晓夫为了解决农牧业问题,改善苏联人民的生活水平，推行玉米种植,本心是好的,但不经过认真调查与研究,靠中央几个人在房间里一顿操作，只讲政治不讲实际，便开始强力推行。’‘其更是违背了农业生产规律,在波罗的海广大高维度，且是苏联主粮农业区，毁掉主粮,大规模种植玉米，同时还在西伯利亚这